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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石:科学为食品安全监管护航
来源:中国食品安全报 作者:佚名 日期:2014年12月01日

陈君石: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食品安全科学家,首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科学为食品安全监管护航。在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两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召开前夕,6月8日傍晚,本报记者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食品安全科学家陈君石先生,听他详尽解读《201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简称“安排”),并就有关工作提出真知灼见。

 

食品安全问题根本改观非一朝一夕

 

中国食品安全报:就目前来说,您对我国食品安全整体状况的看法是什么?

 

陈君石:我的看法已讲过多次,也就是说,我国食品安全总体状况是好的,且越来越好;但问题还很多,有的还很严重——可以预见,未来十年之内甚至更长时间,这个总体情况不会改变。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认为今年的“安排”中,哪些工作是比较容易完成的或者是容易达到目标的。

 

陈君石:没有一项是容易的。食品安全问题要根本改观,不是一朝一夕事情,所有的这些工作不是一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若干年的努力。今年是这样安排,难以想象明年就不这么安排了。

 

风险交流不是治标而是治本

 

中国食品安全报:“安排”中您最关心的内容有哪些?

 

陈君石:每个人关心的问题很不一样,老百姓关心惩罚力度是不是加大了,我最关心的是风险交流。全球学术界公认,要解决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遵循风险分析框架,风险分析框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部分组成,不管是应对还是预防食品安全问题,不管是应对真的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假的食品安全问题(所谓假的就是说没那么回事,媒体炒作说有),都应该遵循风险分析框架。

 

风险评估工作我们已经按部就班地在做,是专家行为。“安排”里谈到“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夯实监管工作基础”,属于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政府行为,大到法律法规,小到一项标准、一种检验方法等等,都属于风险管理措施。近几年来,风险管理做得扎扎实实,成绩明显。尽管消费者还认为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但风险管理力度确实是在加强。

 

在实施风险分析框架的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风险交流,应该说实施食品安全法五年以来,没有明显的进展。“安排”中也仅仅提到了“科学规范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预警工作……”从占整个安排的篇幅来讲,对风险交流重视还不够。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关于风险交流的内容,只涉及信息发布,仅是风险交流工作内容里很小的一部分。信息发布意味着政府向外面发布信息,是一个单向信息传播;而交流是一个互相的过程,所谓风险交流就是所有和食品安全利益相关的集团和个人之间:消费者有问题可以去问科学家、政府官员、食品经营者,甚至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以上都应该风险交流的积极参与者。可喜的是,据说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里面,增加了好几款风险交流的内容。所以,针对“安排”里“制修订一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中,我也很想看到《食品安全法》就风险交流这部分内容进行修订、进行强化。

 

中国食品安全报:“安排”提出“科学规范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如何才能做到科学规范呢?

 

陈君石:我比较愿意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下。张高丽副总理在他上任后首次召开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会议讲话中,谈到了食品安全在中国的重要性:“食品安全问题在中国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重大的政治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会明确说,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除了中国以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全世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每个国家都有食品安全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比那些没有把食品安全当做重大政治问题来看待的国家问题更多更严重。

 

我的个人观点就是,风险交流没做好。老百姓得到的食品安全信息和科学家得到的信息中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信息不对称,而且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严重地误解从而导致恐慌,就说明了我们的风险交流很差;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如此排斥,也说明风险交流没做好。我深深体会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以至于国务院认为食品安全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重大政治问题的含义是什么?首当其冲的是社会稳定,其次是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还包括政府官员的仕途。

 

我想说明的就是风险交流很重要,为什么重要?现在中国食品安全成为政治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风险交流薄弱。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加强风险交流,这不是治标,这是治本。

 

“安排”出现了“风险交流”这四个字,说明国务院认识到风险交流的重要性了。但是还需要下很大的决心、用很大的力度来制定适合于我国的风险交流政策、策略和具体措施。首先要建立风险交流部门。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设立了风险交流处,是很好的开始,但卫计委、农业部、质监总局还没有。而这在其他国家都是有的,美国FDA有一个风险交流主任,欧洲食品安全局有风险交流部,爱尔兰国家食品安全局里面十分之一的人是做风险交流的。目前我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有一个风险交流部,只有六个人。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觉得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应该采取哪些形式?目前广泛开展的食品安全科普宣传,就是风险交流吗?

 

陈君石:是的,但风险交流远远不止这些内容。比如政府发布一份风险评估报告,风险评估报告是专家写的,但是应该由政府来发布或者政府指定某某技术单位来发布,这种风险交流也可以说是广义的宣传教育;发布这样一个科学信息,要做讲解,也可以说是科普的一部分;政府发布一项标准,也是风险交流;标准发布以后有一个过程叫做宣贯,宣贯就是科普教育,宣贯的过程中需要培训监督员和企业,培训也是一种风险交流。

 

中国食品安全报:外界认为,您是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最早的倡导者、引路者,对于“风险交流是防患于未然”的说法您如何看?

 

陈君石:“风险交流防患于未然”是对的,尽管发生问题后的应对也需要风险交流。应该重视在未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的时候,在日常的食品安全工作当中,开展风险交流,比如刚才谈到的国家颁布标准,然后进行一系列宣传,整个过程都是风险交流,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可以属于科普宣传教育的内容。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也需要开展风险交流,这个时候,对于政府风险交流的透明度、及时性是一个考验。

 

中国食品安全报:食品生产经营者在风险交流中应该怎么做?

 

陈君石:食品生产经营者也要发布消息,比如“我要主动召回什么产品,主动销毁什么产品”,这也是风险交流。

 

科学家有责任提供“科学”信息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曾经直言指出“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报道上存在的一些过度炒作引起消费者恐慌”,针对“安排”中提到的“加强食品安全热点问题舆论引导”,您觉得在风险交流中科学家应该怎样扮演好角色?

 

陈君石:在风险交流中,科学家、专家的角色就是应该提供“科学的、客观的、准确的”信息,但是现在很多专家特别是掌握情况、有发言权的专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怕被媒体“错用”不理解这个词,不是我说的。比如说某媒体发现了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去找一个专家说,专家告诉他:“这个东西是有危害的,假如吃多了情况下,对肝脏会产生多大影响”。然后媒体报道就是通常的模式——发现了含有这种危害的食品,就会造成肝脏的损伤……“吃多了才会造成”的前提都被省略了。媒体喜欢断章取义,只是把“所需要”的内容进行报道,而不是全面反映科学家的意见,这种情况司空见惯。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认为怎样来解决专家面临的这种困局?科学家、专家也可以通过其他平台直接去说,或者直接建立自己的平台,准确传达食品安全风险信息。

 

陈君石:当然,科学家、专家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平台,除了大众媒体,还有相关权威单位的网站,比如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网站,也是一个平台;还有各种风险交流活动,比如说风险评估中心有开放日,一个月一次,那个就是科学家跟所有人、跟媒体、跟老百姓面对面的风险交流,这也是一种平台;还有报告会,不管是政府、学会、媒体组织的,也是科学家和专家的风险交流平台。

 

还有就是第三方的独立平台,以上讲的都不是第三方。真正的第三方不属于任何机构的,是独立的风险交流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一定是以科学家为基础,由他们来独立发表意见。这些科学家不代表某一个单位,而且是很多科学家,这就是独立的民间第三方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平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象南非、拉美都有,我们现在不是一个也没有,但是真正能够产生很大影响力的、具有权威性的,现在还确实没有。我本人已奋斗了三年,准备建立一个食品、营养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目标就是要做成一个独立的交流平台,但是还没有成功。

 

中国食品安全报:这样一个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中心,整体构想是怎样的?

 

陈君石:我们在申请注册登记的时候,目标是很清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中立的、提供关于食品安全和营养与健康的、客观科学信息的独立民间机构;除了食品安全以外,还有营养和健康,都要包括进去的。从架构上来讲,除了科学家、专家以外,还要有企业,企业会提供给我们很多信息,企业既是资源,又能够反映他们的需求;还要有媒体参加。 这三组人都会参与这样一个信息中心的工作中。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国际资源,彼此合作,包括在美国的国际食品信息中心,以及欧洲、南非、拉美、新西兰等信息中心。这些信息中心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特别美国和欧洲的信息量很大,在国际上有不同的声音,我们都能得到。信息中心网站有很明显的优势,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科学信息,但需要一定时间来建立他的权威性。

 

风险监测摸清“家底”

 

中国食品安全报:“安排”里提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目前我国风险监测工作做得如何?

 

陈君石:我为什么有把握说蔬菜的农药残留超标率不到2%,为什么能说有些农业部明令禁止的农药还在蔬菜、水果和茶叶里面用?为什么说重金属污染是我们的主要化学污染?另外像“随着糖精使用的减少,滥用甜蜜素用的多了”等现象,都是风险监测得到的结果。小到添加剂使用的变化,大到突出问题的演变,通过风险监测,我们都能掌握。

 

自《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从2010年开始每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一次食品安全风险监测。5年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的点、食品种类、样品数量和监测项目不断扩大。到2013年,监测点已覆盖全国2142个县级行政区域,对粮食、蔬菜、肉类、蛋类、乳和乳制品、水产品、酒类、食用植物油等29大类食品中的近30万份食品样品进行了监测,涵盖重金属、毒素、农药和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环境有机污染物、违禁药物、非食用物质、包装材料迁移物、微生物等指标147项,仅2013年就获得300万多个监测数据。

 

中国食品安全报:通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取得了哪些成效?

 

陈君石:通过5年的风险监测,初步摸清我国食品中各种污染物的状况和趋势,在监测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供了重要线索,如2012年和2013年在风险监测中发现的婴幼儿食品汞异常均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了通报,监管部门及时主动发布信息,企业主动召回相关问题产品,使得风险及时得到控制。

 

风险监测获得的大量数据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开展的中国居民膳食铅、镉、铝、邻苯二甲酸酯暴露等优先评估项目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也为标准制定修订及跟踪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持。此外,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公众解疑释惑等风险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食品安全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中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陈君石:风险监测里面最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食源性疾病的监测。我刚才提到过了,由于我们不知道13亿人口有多少人每年因吃饭而导致拉肚子,这个是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光靠报告制度不行,我们必须主动设点监测。美国十年前的数据,全国有7200万人次患食源性疾病,经过十年的努力,降到现在的4800万人次,这个就是美国食品安全状况改善最有力的证据。美国不到3亿人,就算现在每年有4700万人次患食源性疾病,那我们中国该有多少呢?我们卫生状况没有美国好,应该比他多,所以我们现在通过监测估算有两到三亿人次患食源性疾病是非常合理的。如果进一步把造成这些食源性疾病的原因(食品、致病微生物)搞清楚,对于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现在,原来空白的国家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稳步建立,初步构建了以病例监测、事件报告、溯源调查为主要内容的三个系统,包括覆盖1600家哨点医院和1371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食源性疾病监测报告系统;覆盖3136家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食源性疾病暴发报告系统;覆盖30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国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网络(Tra Net)。建立的食源性疾病监测体系将在食源性疾病早期预警中发挥作用,也初步摸清了我国食源性疾病的家底。

 

风险监测里面还包括食品中致病菌的监测,也做得比较好。现在风险监测不但有这么多的成绩,取得了这么多有意义的结果,为风险评估提供了大量重要的数据,也发现了很多问题,同时培训出了一大批专业队伍,带动了检测水平的提高,这些应该说是都是很大的成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任务是作为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的技术支撑单位,技术支撑的内容包括建议每年的监测计划,包括选哪些监测点,采哪些样,做哪些指标,做哪些专项监测和应急监测,都是风险评估中心提出来的,除此以外,还要负责培训,用什么检验方法、考核和督导。最后所有的数据都要汇集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写出报告,上交卫生计生委,报告中除了会综合分析外,还要提出建议。

 

中国食品安全报:什么是总膳食研究?取得哪些成绩?

 

陈君石:总膳食研究作为一种风险监测的手段,是把当地的食物根据当地的烹调方法在当地进行烹调以后送到实验室去检测。与我们一般的采样检测是不一样的,如镉大米专项检测做的检验是生的大米,而总膳食研究检测的是大米煮熟的饭,还要包括当天摄入的其他各种食品——就是把一天所有要吃的食物都烹调好了来检测,然后根据实际含量,计算每人每天吃进去多少铅或者是吃进去多少镉。总膳食研究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能够知道每个个体对一些化学污染物的实际摄入量,是一个很重要、很科学的监测手段。

 

不能把所有假冒伪劣食品都等同于不安全食品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认为“安排”里还有哪些亮点?

 

陈君石:我觉得这里面的一个亮点,就是“开展‘非法添加’和‘非法宣传’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整治生产销售粗制滥造、冒用品牌、虚假标识等假冒伪劣问题”。假冒伪劣在我国目前这样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常见——美国两百年以前也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假冒伪劣问题都是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绝大多数假冒伪劣食品不会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危害,因此不能把所有的假冒伪劣食品都等同于不安全的食品。只有个别的假冒伪劣产品会对消费者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比如说三聚腈胺奶粉、工业甲醇勾兑的白酒。假冒伪劣食品的最大有害作用是能够影响消费者对食物消费的信心,当然再引申一步就是对政府的信任度。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但是在现在的中国比较普遍,在国际上叫做食品掺假或者食品欺诈,属于犯罪行为。

 

我国现在十分关注假冒伪劣,最近卫生计生委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公布了非法添加的黑名单。据我了解,卫生计生委成立了一百多人的专家组,在非法添加物的监测方法、毒理学、数据库等方面开展工作,而且已经和公安部达成一致意见,由公安部门作为黑名单的主要执法单位。这都说明在打假方面迈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当然还需要摸索:专家组怎么能开展工作,公安部怎么能够把力量用到好处、破更多的案,这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毕竟是重视起来了,不但重视、有策略、有措施、有行动,老百姓也能看得见。所以我觉得这是安排中的一个亮点。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怎么看待现阶段假冒伪劣问题呢?

 

陈君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假冒伪劣有其必然性。在国际上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EMA——经济利益驱动的掺假,就是受利益驱动,不择手段的赚钱。美国一百多年以前也发生过牛奶掺假的问题,甚至还比较普遍;中国比美国落后了这么多年,农业和食品加工规模都比较小,我们现在有一亿多的农户作为食品原材料生产者,不可能完全不发生一点问题。

 

婴幼儿配方奶粉是我们现在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食品安全监管问题,就这样子我们还有130多家生产企业,前不久重新批准发放生产许可证的也有80多家。而美国人口虽然只有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们吃配方奶粉的婴幼儿比中国要多的多,但美国的生产企业只有四家!四家,能出问题吗?这些企业舍得出问题吗?他们很看重自己的品牌,不可能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而我国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比如说原料比较差劲,就多加点防腐剂什么的,是很当然的事情。再过一百年,我相信中国也没那么多假冒伪劣食品了。

 

中国食品安全报:打击假冒伪劣食品,政府应该怎样作为?

 

陈君石: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安全的食品不是监管出来的,是生产出来的”,全世界都是这样,不假冒伪劣的食品也是生产出来的——要靠生产者诚信。根据官方数字,我国现有食品生产经营者1088万家,包括餐馆、生产、流通,还不包括农民,包括农民就上亿了——如果都要监管,我们需要多少监督员?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必须要这么来看,你才能够正确对待食品安全。我们现在有50万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小企业,作为政府一定要提倡诚信,也仅仅也只能是提倡而已。诚信是要强调的,但是规模化生产更重要。

 

前几年我问过河南省畜牧局局长,他说河南有260万养猪户,那么河南省要有多少监督员去管这260万户?怎么管法呢? 就是说食品安全的问题,不能光靠政府监管来解决。当然并不等于政府不该加强监管,这两个是辩证的统一。

 

中国食品安全报:您认为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陈君石:河南一个省260万户养猪户、全国50万食品加工生产企业——都是个体的、分散的,规模太小了。没有规模化的生产就不可能规范化,更谈不上标准化。如果我们没有一亿多的农户了,只有一千万了,甚至于更少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结构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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